寻访各地国家级抗战纪念遗址

中华门业网

2018-09-12

葛晓音的观点得到全国政协委员、西南大学文学院院长王本朝的赞同。“在西南大学,中国文化概论同样是中华传统文化教育的一门重要课程,传统文化教育是校园文化建设的重要方面,对学生进行传统文化教育,为的是让他们了解这些知识背景,熟悉‘根’的来源。”王本朝说。《意见》提出,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全方位融入思想道德教育、文化知识教育、艺术体育教育、社会实践教育各环节,贯穿于启蒙教育、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各领域。

朝核问题在六方会谈的框架下曾取得过重要积极进展。为缓解紧张局势,中方提出了同时推进实现半岛无核化与建立半岛和平机制的双轨并进思路以及双暂停倡议。我们希望各方认真考虑中方提出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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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课上强化汉字和中华文化经典教育,在学生的知识体系中烙上“中华文化标识”。历史课中突出民族优秀人物教育,彰显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和强大的爱国主义情怀。将吟诵、书法、剪纸、景泰蓝等民间工艺扩充到艺术课中。在大中小学推广和普及武术、花式跳绳等民族传统体育项目。三、创实践载体,经典浸润校园文化。

没有侵权人、侵权人逃逸或者无力承担民事责任,受害人请求补偿的,受益人应当给予适当补偿。第一百八十四条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行为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专家解读】王轶:这两条被称为“好人法”,直面当前的社会问题。近年来,因诚信缺失和保障不力,不敢见义勇为、不敢做好人困扰着人们。

二宝妈妈贺馨在一家月子中心“坐月子”刘军喜摄  近期,辽宁、湖北、陕西等地出台鼓励生育的政策文件,引发舆论关注。 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17年我国出生人口数为1723万,比2016年(1786万)下降%。 2017年是我国实行“全面二孩”政策的第二年,预计应该是生育率回弹的高峰年份,却出现了生育率的下跌,让人颇感意外。 那么,我国生育形势和人口前景究竟如何  真实生育率是多少  总和生育率是反映当前生育水平的重要指标,可以粗略相当于当前妇女平均生育的子女数。

利用人口普查或人口抽样调查资料汇总得到的总和生育率非常低,2000年、2010年、2015年分别为、和。 然而,这种回顾性抽样调查对于生育的统计是有明显缺陷的,那就是漏报率偏高。 其他拥有完善统计制度的国家也很少直接使用回顾性调查数据来推测生育率。   在我国当前的住院分娩率高达99%的情况下,卫生部门的出生统计更接近真实的出生人口。

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利用出生人口数推算,2016年、2017年总和生育率分别为和。

世界银行和OECD组织对中国2016年总和生育率的估算结果为。 大致可以得出结论,2016~2017年我国总和生育率为~。

  这样的生育水平并不意味着可以高枕无忧。 原国家卫计委曾测算,出生人口在全面两孩政策实施的前几年会出现明显回升,最高年份可能突破2000万。

然而,仅政策实施的第一年出生人口突破1800万,第二年便回落到1700万了。

也就是说,总和生育率没有反弹到期望水平(或更高),即便生育政策还有进一步放宽的空间,生育率回调到以上的可能性也不大。

对此,虽不必过分悲观,但也需未雨绸缪。   鼓励生育会奏效吗  人们把目光投向发达国家,希望借鉴其鼓励生育的政策。

几乎所有发达国家都面临过生育率偏低的问题,也都出台了各种鼓励生育的措施,然而并不都有效果。

  发达国家的生育率变动大致分为4类:一类是法国、英国和瑞典、丹麦等北欧国家,这些国家的总和生育率曾短暂下降到左右,目前已经回升到左右或以上;第二类是俄罗斯和中欧的捷克、匈牙利、斯洛伐克等国,其总和生育率曾快速下降到以下,但近年来的回升趋势明显,特别是俄罗斯,当前的总和生育率已经接近;第三类是德国和日本,经历较长时间的低生育率阶段后缓慢回升,但总和生育率仍然低于;第四类国家就不那么幸运了,如韩国的生育率依然没有回升迹象,意大利、希腊等南欧国家经历经济危机之后,生育率变动趋势调转往下。

  因此,在考虑鼓励生育之前,我们必须先有清醒的认识。 首先,没有哪一项独立的政策对促进生育能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鼓励生育的政策需要一个漫长的积累过程才能看到成效,欧洲国家从鼓励生育政策开始实施到生育率回升,往往经历二三十年时间;新加坡、韩国的鼓励生育政策已经实施超过20年,生育率回升的趋势仍然不明朗。 其次,人口生育行为受到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环境的影响,同样的政策在不同国家会产生不同的效用,社会动荡会使生育率下降,失业率升高也会使生育率下降。

  我国人口前景面临哪些挑战  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到90年代初,我国总和生育率从6以上的高位迅速下降到更替水平以下(一般将总和生育率界定为世代更替水平)。

这一过程中,总人口中劳动年龄人口比例不断上升,社会总体的生产能力增强,社会财富的创造和储备能力增强,其产生的人口红利曾对我国经济增长带来积极的正面效应。

蔡昉、王丰等学者的研究结果指出,改革开放的前20年,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15%~25%。

人口红利期过后,人口结构开始朝着不利于社会经济发展的方向变动。 如果生育率继续下降,人口结构的负面效应会加重,我国将面临以下两大挑战。

  首先是劳动力资源的加速萎缩,倒逼产业结构升级。

  从2012年开始,我国劳动力供给出现了新的变化,劳动年龄人口绝对数量开始下降。 2012年我国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为93727万人,比2011年减少345万人,2013年又比2012年减少244万。 据联合国《世界人口前景2017》的预测,到2050年,我国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总量将由高峰期的10亿下降到8亿,20~49岁的青壮年劳动力将由高峰期的亿下降到亿。   这一趋势将对我国经济长期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一方面,劳动力供给数量减少和劳动力价格提升使得劳动密集型产业丧失比较优势,转而需要依赖资本投入和技术进步来推动经济发展,产业结构升级的客观要求愈发凸显;另一方面,劳动力数量下降导致储蓄人群减少,将造成储蓄率、投资率和消费率的下降,从而引起我国经济潜在增长率的下降。   令人欣喜的是,“十二五”时期以来,我国的产业结构升级取得了明显进展,中高端产品的竞争力明显增强,高端制造业在出口中的比重快速上升。 然而在未来相当长时间内,落后产业的淘汰和传统产业的调整带来的阵痛仍将持续,科技追赶发达国家的步伐一刻也不能停歇。

  其次是越来越沉重的养老负担,考验公共财政和社会保障体系。   我国是比肩日本的世界上老龄化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

根据联合国数据,从2001年至2025年的24年间,我国65岁及以上人口比例将由%提升到%,远远短于英国(45年)、瑞士(50年)、美国(65年)和法国(115年)等国家,与日本相当。

倘若生育率继续下降,我国人口老龄化的速度甚至快过日本。

除此之外,我国人口老龄化还存在地域分布不均、未富先老的特点,加大了应对老龄化的难度。

  人口老龄化是世界性难题,是全球人口转变的产物。 放开生育限制甚至鼓励生育,对于应对人口老化也只是杯水车薪。

我国需要以更宏观的视角、更长远的眼光、更坚定的决心来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挑战。

(作者系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杨舸)(责任编辑:魏晓航)。